，便派人去户部、礼部要了些资料过来，自己开始捣鼓关于宗藩改革方面的事。

宗藩改革，这是一项势必涉及到“违反祖制”的事，一般人是不敢乱搞的，迄今为止也只有些言官在这件事上提过一些看法，不过很可惜，不管提得多么诚恳，朝廷接受的部分依旧很少很少。

这件事复杂就复杂在祖制和“亲亲”之上。祖制不必说了，“亲亲”不是指某种著名的动作，而是“亲近亲人”的意思，这是儒家的传统，也是皇帝本人不得不表现的一种特质——无论真假。

于是这事就很麻烦了。

违背祖制，在这个时代就等于是失去正统性和合法性，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是不敢的，臣不敢，君也不敢。

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，那就是“民意不可违”。高务实现在就是打这个主意。

当然，民意这个东西几千年来基本上一直都是“被代表”的，大明朝当然也不例外，所以高务实不需要去民间征集上百万个指印之类的东西，或者搞万名伞啥的，他只需要带起朝廷的舆论，造成“疏进不止”的局面，这就够了。

因为文人的意思就是“民意”，而大明朝的官员本身就是文人的代表。这个解释真是简单粗暴。

这样过了三天，高务实估计自己暗示出去的事大家应该都做好了准备，这时该是他自己打响第一枪的时候了，于是第四日一早，高务实的上疏递进了通政司。

这封疏文的题目是《为解民困丰国用亲宗室请开藩禁疏》。题目已经点名了此疏主旨，那就是“解民困，丰国用，亲宗室”，手段也似乎很简单：开藩禁。

“方今宗藩日盛，禄粮不给，不及今大破常格，早为区画，则将来更有难处者。

昔高皇帝众建诸臣，皆拥重兵、据要地，以为国家屏翰，此固一时也。

迨靖难以后，防范滋密，兵权尽解，朝堂无懿亲之迹，府僚无内补之阶，此又一时也。

嗣是而后，骄侈渐盈，间作不典，法多圜土之收，辟有勒尽之，此又一时也。

合则人多禄寡，支用不敷，乃有共室而居，分饼而膳，四十而未婚，廿载而不空，强者劫夺于郊衢，弱者窜入于舆皂，此又一时也。

夫高皇帝草创之初，利建宗子，文皇帝靖难之日，思鉴前事，用意不同，各有攸当。至若列圣以迄于今时，移世改恩，以义裁其分，其理自有不能曲尽者也。

国初，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，女才九位，永乐间虽封爵渐增，亦未甚多也。而当时禄入已损于前，不能全给。今二百年，宗枝入玉牒见存者，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位，视国初不啻千倍，即尽今岁供之输，犹不能给其丰，况乎十年之后，所增当复几乎？又将何以给之？

议者谓祖制不敢擅更，殊不知法穷则变，变则通、通则久，且国初亲王之禄五万，其余缎绢茶盐等用亦复万计，然不数年而止，给禄米又不数年而减为万石，又不能给而于代、肃、辽、庆、宁国诸王耳，岁给五百石，是高皇帝令出自己，而前后之言已不符矣。

永乐间，禄数日殊，秦、鲁、唐府各五千石，辽、韩、伊府各二千石，肃府仅七百石，庆府虽七百五十石，而郡王常于数内拨给，是文皇去国初未远，而祖训之文亦不尽守矣。

况亲王出城，岁时训练，搜兵备武，祖训也，而靖难之后则寝之。郡王子孙一体，任用升转，祖训也，而累叶以来皆无之。则高帝祖训，列圣已难悉遵而行之矣。

其在今日，事势愈难，尚可胶柱以调瑟乎？

臣不揆狂陋，敢僭拟五事上请，惟陛下裁择：

其一，限封爵。查得嘉靖中议者请行限子之法，而世庙未允，臣谓生不必限，封则可限。今国朝历世二百余年，以亲论之，亦递降矣，除初封亲王姑照例袭封侯，三世而后再加详议外，其累朝所封宜立为限